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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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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新民歌”和独立后的社会现代化
发行 36

穆罕默德 ·德利迪博士

关于突尼斯的“新民歌”的一般结论是:

二十世纪中期,在突尼斯,新民歌的趋势与这个年轻的国家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即这个国家开始社会现代化,打破族长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陈腐的传统;

统治集团利用百姓、特别是游牧的贝都因人对民歌的钟情,传达其改革思想,或提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形式;

政府依靠听觉传播手段(特别是收音机)的影响力,通过新民歌吸引老百姓对新兴国家的关注,使公民逐渐参与到立宪社会的新的体系i中;

民间歌唱者、作曲家和诗人参与到了新民歌的生产体系,这些新民歌充满了教育和改革的内容,甚至是对国家政治的歌颂,具体表现在对总统的歌颂,通过艺术的传播,在文化领域找到立足之地,而当时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广播,特别是向全国播放的国家广播电台的《行进的驼队》节目;

当局利用这些新民歌,筑牢自1957年7月25日开始的新的共和政体, 这一政体是在突尼斯历代“巴伊”制度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 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民歌里看到对进步的改革思想的启蒙者,即总统个人的赞颂,因为这些民歌就是为这些思想而创作的,而这正是把国家和总统个人融合为一体的结果,这一点,也正是布尔吉巴总统在许多政治讲话和具有政治色彩的电视节目中所直接宣传的,如在“总统指示”中,甚至干脆说:“我即国家”.

新生的国家在教育和改造人民、给予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新的替代时,几乎全部依靠了新民歌,这种新民歌基本采用了民间诗歌中的部分格律和全部贝都因音乐的音韵、曲调、演奏和演唱特点的贝都因人的音乐体系,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那时的大众音乐与民间音乐和诗歌紧密联系,其二是,服从国家政权并置于其监督之下的的广播机构的音乐制作人,注重生产具有改革思想和教育民众的作品,以响应总统在1955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我爱东方的和贝都因音乐,不懂西方和现代音乐。

在这篇短小的研究中,我主要对突尼斯政府垄断的广播节目中播出的新民歌的一些典型进行了考证,这些民歌主要是为了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为独立之后建设现代国家做宣传的。值得的指出的是,由于其未能符合它所经历的事件的目的。这些歌曲的大多数都未能在国家的广播和电视机构里得到保存。